東亞法院論壇(二十二):清談韓國憲法裁判暨其法律文化 演講紀要

By 東亞法院研究院  

東亞法院論壇(二十二):清談韓國憲法裁判暨其法律文化 演講紀要
時間:2015年6月10日(週三)12:30-14:00
地點: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一樓實習   法庭
主講人:吳英傑 助理教授(臺大法律學院)IMG_7707
主持人:葉俊榮 教授(臺大法律學院)
與談人:張文貞 教授(臺大法律學院)

(蕭如儀記錄,李彥麟、鄭羽秀編輯)

本次研討會主講人吳英傑教授主要針對韓國憲法法院進行介紹,在內容上分成兩大部分,首先簡介韓國1945年後的政治發展,其後介紹若干韓國憲法法院作成的重要裁判,以及這些裁判所表現出的法律文化。
韓國的政治發展歷程與臺灣相近,二次戰後迭經強人鐵腕統治,於1980年代進入民主化時代。民主化之前的第一至第五共和,雖先後有憲法委員會、憲法裁判所及大法院等憲法裁判機關,但礙於高壓政治,並未實質發揮功能,總共僅作成3件違憲宣告裁判,且憲法法官更曾因此而遭到政治報復。直到1988年第六共和國修憲設立的憲法裁判所(憲法法院),才在民主化的潮流下發揮人權保障的機能。1988年的憲法法院,最大特徵在於引進憲法訴願制度。於過去25年左右的時間,憲法法院受理約23,000案件,其中約1,200件被宣告違憲(包含限定違憲及憲法不合致決定)。
在重要裁判部分,吳英傑教授首先介紹韓國憲法法院與大法院(最高法院)的權限爭議,特別是誰對命令、細則有最終的違憲審查與解釋權,以及大法院是否須遵守憲法法院的決定,這些爭議至今仍未有定論。吳英傑教授認為,大法院與憲法法院不同的官場文化及法官選任方式,都是造成兩個司法機關持續互別苗頭、處於緊張關係的原因。接著,在談到通姦罪與強制道歉的違憲決定時,吳英傑教授認為,韓國憲法法院相當積極地推動韓國社會的人權觀與法律觀跟先進國家接軌。然而,在審理人民基於良心而拒絕服兵役的案件,以及「統合進步黨」的政黨違憲解散案件時,由於南北韓對立的特殊脈絡,憲法法院表現出了相當保守的一面,認為在這些案件裡人民的良心自由與結社自由應退讓於國家安全。此外,在盧武鉉總統彈劾案、首都遷都案,以及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追訴內亂罪的高度政治性案件,憲法法院則是表現出小心謹慎、善於判斷政治風向、懂得「西瓜偎大邊」的一面。吳英傑教授總結,觀察韓國憲法法院的裁判,大致可發現:憲法法院與大法院之爭輸贏仍不明朗,人權保障部分態度積極,政治事項以大局為重,涉及南北韓對立與國家安全的事項則態度保守。
與談人張文貞教授提出評論:首先,比較憲法上多認為韓國1988年後的憲法法院是全新的機構,但從吳英傑教授的介紹可知,其實1988年的憲法法院是一脈相承自1948年第一共和的憲法委員會,是延續性的存在,只是從1988年民主化後才實質發揮作用。而韓國法院的此一特色亦與臺灣的司法院大法官成為有趣的對照:相較於韓國的憲法法院因政權交迭而在組織和制度上有幾次斷裂,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自1948年中華民國憲法生效時成立至今未有斷裂的現象。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亦是自民主化後才真正鞏固其功能。相對於韓國憲法法院在1988年以前僅有3個違憲的判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自成立迄至1985年的第四屆大法官為止,共作成199個解釋。從數目上來看,臺灣似有較佳的成績。不過,當時臺灣亦處於威權時代,絕大多數解釋都是法令統一解釋或憲法疑義解釋,違憲解釋僅有2個,且是單純違憲宣告,並未直接使該違憲法令失效。在這一段威權統治的時期,臺灣只有2個違憲解釋,韓國卻有3個,反而表現似乎較佳。若轉而觀察兩國民主化之後的表現,臺灣自經歷民主化的第五屆大法官以來僅有529件解釋,在產量上不如韓國(當然,這可能也跟韓國憲法法院的管轄範圍較廣有關),但臺灣宣告違憲的比例佔整體解釋的三成以上,比韓國高出許多。
其次,比較臺灣與韓國於民主轉型前的裁判,我國大法官雖然作成解釋件數較多,但違憲解釋並未較韓國來得更多,其原因值得深思;而轉型後二國法院如何發揮功能,亦值得觀察。再者,韓國憲法法院業已經歷比較憲法上的二大考驗(test)——人權保障與高度政治性爭議的考驗(例如南北韓爭議、總統彈劾),且韓國憲法法院在某些案件上亦扮演引領社會價值走向的角色。雖然韓國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產值產量上略微不同,但角色發揮定位上相當類似。韓國與台灣的憲法法院基本上皆已通過人權與政治的測驗,可說是相當穩固,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這兩個法院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引領或是追隨社會價值。
張文貞教授亦提出問題:促使現在韓國憲法法院發展及其定位的因素為何?
對張文貞教授的提問,吳英傑教授認為,主要是老百姓的權利意識提升,而憲法法院也願意配合此一趨勢,共同形塑了韓國憲法法院的發展與定位。
主持人葉俊榮教授補充他對韓國憲法法院及臺灣司法院大法官強制道歉案件的觀察與比較。葉俊榮教授認為:韓國憲法法院之所以宣告強制道歉違憲,是因為在民主轉型初期,韓國憲法法院為了推促韓國社會快速擁抱先進國家的人權觀與價值觀,葉教授將此稱作「現代化法院」;至於臺灣司法院大法官則是在民主鞏固(政黨輪替)以後才審理強制道歉案,為了減少臺灣社會的對立,因而宣告強制道歉合憲,葉教授稱此為「和諧法院」。兩個法院不同的思維與定位、不同的時空脈絡,造就了不同的判決結果。
葉俊榮教授最後以前述臺韓法院比較的例子作總結:在亞洲崛起的時代,臺灣身處亞洲,法律學術與實務界除了學習歐美的法律理念、理論與裁判之外,更應以此為基礎,對東亞區域、臺灣周邊的法律與法院進行觀察與比較,或許可以發現許多值得借鏡的事例。藉由宏觀的比較,更可以凸顯出臺灣的法律與法院有什麼特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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